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與實踐

當前閱讀:       發布時間:2007-03-29

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與實踐

一、梁漱溟簡介  

    梁漱溟(1893—1988),中國著名學者,社會活動家。原名煥鼎,字壽銘。祖籍廣西桂林,生于北京。1911年加入同盟會京津支部,任該會機關報《民國報》編輯兼記者。1916年任南北統一內閣司法總長秘書。1917—1924年,應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學印度哲學講席。1929年任河南村治學院教務長,并接辦北平《村治》月刊。1931年與梁仲華等人在鄒平創辦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抗日戰爭爆發后,先后任最高國防參議會參議員、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39年為促進團結抗日,參與發起組織“統一建國同志會”。1941年該會改組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梁漱溟任中央常務兼同盟機關刊物《光明報》社長。1946年任該同盟秘書長。1950—1980年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此后任全國政協常委及憲法修改委員會委員、中國孔子研究會顧問、中國文化書院院務委員會主席等職。主要著作有《東西文化及其哲學》(1921)、《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后覺悟》(1931)、《鄉村建設理論》(1936)、(中國文化要義)(1949)、《人心與人生》(1980)等。  

    梁漱溟一生主要研究兩個問題,一個是人生問題,一個是社會問題。他認為,人類生活有三大問題,即人對物、人對人和人對自身生命的問題。同時,人類生活有三種根本態度,即意欲向前要求、意欲調和持中與意欲反身向后要求。近代“西洋文化”以第一種態度解決第一個問題,中國文化與印度文化分別以第二、三種態度解決第二、三個問題,于是人類文化演變為三大系。由于三大問題深淺不等,其出現時期應有先后。他認為,以近代“西洋文化”為代表的人類第一期文化尚未完成,而中國人不待走完第一期就直接進入了第二期。中國文化是人類文化的早熟,“于是出現了短絀的一面,即幼稚、衰老、不落實。所以,“落于無發展前途的消極”。但人類文化終歸要進入第二期,那時中國的人生態度必將取代第一種。因此,未來的人類文化將是中國文化的復興。    梁漱溟從文化的角度來分析中國的社會組織結構,認為在不同類型的文化中,社會構造各不相同。由于“西洋”人重集團生活,中國人重家庭生活,于是中國由家庭生活推演出倫理本位,同時走向職業分途,形成了由家族倫理關系構成的社會。而“西洋”卻從集團生活演為階級對立,因此“西洋”可被稱為階級對立的社會,而中國便是職業分途的社會。近代中國雖不能稱為平等無階級的社會,但尚未構成階級,這是中國社會的特殊性。“西洋文化”涌入中國之后,使沿襲數千年的中國社會組織構造崩潰了,而新的社會組織構造又未確立,形成文化失調,這就是近百年來中國失敗的根本原因。梁漱溟認為,中國的自救之路,在于建設一個新的社會組織構造。它是中國固有精神與“西洋文化”的長處二者的溝通調和,也就是要學習“西洋”的團體組織和科學技術,以此來培養發展中國的固有精神即倫理情誼、人生向上的精神。為此,他倡導鄉村建設,先后在河南、山東等地從事社會改造的實踐。他一生致力于中國傳統文化和儒家學說的研究,以尋求中華民族自救之路。  

二、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  

    梁漱溟說:“我的問題雖多,但歸納言之,不外人生問題與社會問題兩類,……所謂中國社會問題是以中國政治問題為中心,我今日所提倡并實地從事之鄉村建設運動,即是我對于中國政治問題的一種煩悶而得來之最后答案或結論。”  

(一)中國鄉村建設運動的由來  

    鄉村建設運動由何而起呢?梁漱溟說,是起于救濟鄉村運動。他把破壞農村的力量分為國內與國際兩方面,國際列強的經濟侵略,對農村經濟崩潰的影響尤其深遠。他用三分法把破壞力分為:(1)政治屬性的破壞力——兵禍匪亂苛捐雜稅;(2)經濟屬性的破壞力——外國經濟侵略為主,洋行買辦等為破壞鄉村的助手;(3)文化屬性的破壞力——禮俗制度學術思想的改變所帶來的種種破壞力。從時間來說,近百年前半期是近代都市文明的路,學西方破壞了中國農村,后半期是反都市文明的路,學西方破壞了中國鄉村。總而言之,他認為中國舊社會結構的崩潰是因為中國文化的失敗,“近百年來以世界交通,使中國與西洋對面。只見他引起我們的變化,誘發我們的崩潰,而不見我們影響到他有何等變化發生,這無疑地是中國文化的失敗。”他總括地說,“中國之失敗,就在其社會散漫、消極、和平、無力”。    他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梁漱溟把西方文化、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列成人類文化順次發展的三條路向:第一條路向——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發展為其根本精神的;第二條路向——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合持中為其根本精神的;第三條路向——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在第一條路向中,西洋人的意欲是向前看的,即是“向外用力”的,即向自然界爭取物質,向社會爭權奪利。因為這樣地去“爭”,所以西洋人能夠征服自然,發展科學和民主。但是到了現在,西洋人走的第一條路向,已經到了盡頭,必然要走到第二條路向來,中國人最初沒有走完第一條路向,從兩千多年前以來,就跨進了第二條路向。中國“向里用力”,即不向自然界爭取什么,也不向社會爭取什么,一切安分知足,寡欲,攝生”,隨遇而安,自己的意欲發生矛盾,就能自為調和。因為“不爭”、‘‘向里用力”,所以科學和民主都不發達。這是孔家生活的最寶貴的路向。在這第二條路向中,物質文明雖不發達,而精神生活卻優越于西洋人。第三條路向的印度文化,是意欲的方向向后看。印度人不談現世的人生問題,而是要超脫人生問題,這是佛家生活的路向。印度不待走完第一和第二兩條路向,早就進入了第三條路向,所以印度文化比較中國文化更為早熟,中國文化沒有走完第一條道路,就過早地走到第二條道路上來,所以“不合時宜”,受了很大的“病痛”,即由于文化的失敗而引起現時社會組織的崩潰。  

(二)中國應該走鄉村建設的道路  

     梁漱溟認為,中國建設不能走發展工商業之路。據他分析,中國未能如日本那樣之走上近代工商業之路的原因是:一方面國內情勢不同,日本島皇室萬世一系,尊王為新空氣,而中國皇室則為外族,排滿是舊仇怨,在中國社會無復可以起維系作用的政治中心,且日本維新與復古同時,借舊精神吸收新文化,借新朝氣維系舊系統。中國則政治無辦法,走入破壞之路,無建設可能。另一方面國際情勢也不同。日本維新正值歐洲國家侵略澳、非等洲,還未集中力量進攻東亞,故所受外力壓迫較松緩,當時的科學技術不像今日進步,因而受威脅也較小,追步西洋亦易。正在日本追西洋之際,恰適歐戰爆發,給日本以發達工商業的最好機緣。凡此比較好的情勢,中國都已錯過。中國將永久不能如日本走近代工商業之路,其原因是:(1)近代工商業路今已過時,人類歷史已走入資本主義階段;(2)近代工商業路為私人各自營謀而相顧的,不合現在國家統制經濟計劃經濟的趨勢,在今日國際間盛行傾銷政策下威脅太大,亦無發展余地;(3)近代工商業道路所需要的政治條件(政府能安定秩序,并保護獎勵),中國亦不具有。因此近代發展工商業之路不可學。  

    梁漱溟認為,中國也不能走蘇聯的路,只能走鄉村建設運動之路。他認為,技術進步、產業開發不出兩條路向,一是個人營利、自由競爭的路向,近代西洋社會即走此路,而為日本摹仿成功,這條路中國不可能走。另一路向是社會本位統治計劃的路向,即蘇聯之路。他認為蘇聯的路向所需政治條件更高,必須有一強有力的政府,運用國家權力,總持經濟建設之事,而中國的社會恰好不允許有這樣的政治。在各不同國度內,經濟建設之所取徑,將視其政治條件為轉移,中國政治所從出之途適與蘇俄相反,而成為肇始于救濟鄉村的鄉村自救運動所構成的特殊形態的政治。因而中國的經濟建設必然是鄉村建設,“必走鄉村建設之路者,即謂必走振興農業以引發工業之路,換言之,即必從復興農村人手”。”他認為,這是中國自己的路子,他說:“我們如果要在政治問題上找出路的話,那決不能離開自己的固有文化,即使去找經濟的出路,其條件亦必須適合其文化,否則必無法找尋得出,因為這是我們自家的路,不是旁人的路。”同時,梁漱溟還采取排斥印度文化的態度,認為對它“絲毫不能容留”,而對于西洋文化則是主張全盤接受,并加以根本改造,也就是要改變它的態度。梁漱溟主張,第二條路向的中國文化,要保持孔家生活的態度不變,在孔家生活的態度的基礎上,“全盤接受”西方文化,把第一種態度含融在第二種態度的人生里面。就是說,中國的精神生活是孔家生活,現在很合時宜,因為西洋人快要走到孔家生活路上來了;中國的物質生活落后于西洋人,受了很多痛苦,現在要在孔家生活的基礎上,“全盤接受”西方物質文化,加以改造,防止它的弊病。那么,這種將孔家的人生態度中含融西洋的人生態度的工作由誰來作呢?即由像梁漱溟一樣的知識分子來做。走什么道路能實現呢?即由他所主張的鄉村建設運動來實現。  

(三)如何建立中國新的社會組織  

    舊的社會組織崩潰了,就要建立新的社會組織。那么,梁漱溟要建立的社會組織是什么樣?他說:“中國如果有一個團體組織出現,那就是一個中西具體事實的融合,可以說是以中國固有精神為主而吸收了西洋人的長處。……這個團體組織是一個倫理情誼的組織,而以人生向上為前進的目標(這兩項很要緊,西洋人亦將轉變到這里來)。整個組織即是一個中國精神的團體組織,所以說是以中國固有精神為主而吸收了西洋人的長處。”梁漱溟對新社會組織的構想,發源于他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的理論。梁漱溟自己說:“《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實開發出一副竅門也。我的許多實際而具體的主張,無一不本諸我的理論,而我的理論又根由于我對于社會之觀察,以及對于歷史之推論分析等等。在觀察社會與推論分析歷史時又無不有關于東西文化之分析研究也。” “我一方面很快慰地認清過去對于東西文化所研究,一方面更成熟了我今日鄉治的主張。此項主張之成立,過去對于東西文化之研究,啟發實在很多。”他的《鄉村建設理論》 (一名《中國民族之前途》)及1931年出版的《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后覺悟》等鄉村建設理論著作,就是《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理論的具體化。  

    梁漱溟認為,實現建立新社會組織的道路,要靠鄉村建設運動。因為在中國,農村占廣大幅員,農村建立了新的社會組織,全國新的社會組織就會建立起來。  

1.何謂建設鄉村運動  

    梁漱溟指出了三點:(1)這一建設工作或解決中國問題的工作,必須從鄉村人手; (2)這一建設工作或解決中國問題的工作,必須以鄉村人自身的力量為主;(3)完成這一建設工作或解決中國問題的工作的關鍵,在于使政治重心經濟重心都植在鄉村的一個全新組織構造的社會。他認為,要辟造正常形態的人類文明,就要使經濟上的“富”和政治上的“權”綜操于社會,分操于人人。鄉村是個小單位社會,經濟組織和政治組織皆天然要造端于此,所以鄉村建設要走“合作”的路,那是以“人”為本的經濟組織,由此而政治亦自形成為民主的政治。所謂富與權操于人人,也就能得到確立。如何遵照這一原則培養起鄉村經濟力量和鄉村政治力量?這培養鄉村力量的工夫,就是鄉村建設。所謂培養鄉村力量中的力量,一在人的知能,二在物質,而作用顯現則在于組織。凡所以啟發知能、增殖物質、促進組織者,都是鄉村建設之事。他說:“我所主張之鄉村建設,乃是想解決中國的整個問題,非是僅止于鄉村問題而已。建設什么?乃是中國社會之新的組織結構(政治經濟與其他一切均包括在內),因為中國社會的組織結構已完全崩潰解體,舍重新建立外,實無其他辦法。”  

2.為什么要從鄉村入手建立中國的新組織構造呢?

    他認為中國是集家而成鄉、集鄉而成國的社會,在鄉村中從理性求組織有許多合適之處。他說,中國人的理性主義是平靜、通曉而有情的。那么,為什么從鄉村人手特別適合于理性呢?首先,農民的寬舒自然的性情,很適于理性的開發;其次,農民所對付的是生物,此即因其有活趣,可以引發出一種自然活潑的溫情;第三,農夫行動從容不迫,他們種植的五谷與自然的節候非常有關系,急忙不得,所以養成一種從容不迫的神氣,從他的從容,就可以對他所接觸的一切印象咀嚼領略而產生一種有藝術味道的文化、有藝術味道的人生;第四,農業最適宜于家庭的經營,而家庭又最能安慰培養人的性情,這與情誼化的組織很有關系。以上四層都與從理性求組織有關;第五,這是更重要的一層,即鄉村人很有一種鄉土觀念,比較能引起地方公共觀念,所以正好藉鄉村人對于街坊鄰里親切的風氣來進行我們的組織;第六,中國固有的社會是一種倫理的社會、情誼的社會,這種風氣,這種意味,在鄉村里還有一點;第七,我們是在追求正常形態的人類文明,而從鄉村起手組織,自下而上,由散而集,正合乎常態,合乎人類的正常文明,當然,講從鄉村人手,并不是不要都市,我們是要將社會的重心放在鄉村;第八,培養新的政治習慣,要從小范圍——鄉村著手,這樣可以建成一個倫理本位的社會。  

3.中國經濟發展的道路和新的社會組織的原則  

    梁漱溟主張,不要直接辦工業,而要從農業生產、農民消費兩方面來刺激工業發展,要先制造出工業的需要來。“從農業引發工業,更從工業推進農業,農業工業疊為推行,產業乃日進無疆,同時亦就是從生產力抬頭而增進購買力,從購買力增進而更使生產力抬頭;生產力購買力輾轉遞增,社會富力乃日進無疆。這是真的自力更生。”那么工業怎樣建立呢?梁漱溟說,農村的復活全靠合作,一面有了工業的需要,一面布置了合作的根底,抓住需要不予放過,而以合作方式經營之,工業就于此建立。有的工業置于農民合作自營之下,有些工業可不由合作社經營而由地方團體經營,有的可以國營。在合作運動相當成功之后,地方自治體一定會健全起來;地方自治成功,國家政治機構亦必健全。梁漱溟構想出的新社會組織是什么樣呢?他說:“一句話就是:這個新組織即中國古人所謂‘鄉約’的補充改造。”中國未來的團體生活將不但管眾人之事,而且富有人生向上互相勉勵之義——就是政教合一。即把眾人生存的要求,與向上的要求合二為一。具體地說,呂氏鄉約就是從此意出發的。他的鄉約組織,是種很好的團體生活,種種事情均進行合作,但大家相勉向上則居第一義。他認為鄉約共有四條:(1)德業相勸,(2)過失相規,(3)禮俗相交,(4)患難相恤。這是一種鄉村組織。梁漱溟想通過地方自治來建立的新社會組織大概就是這個樣子。梁漱溟進而指出,如想促成地方自治,有四點必須予以注意。第一,新習慣新能力的養成,必須合乎中國固有的精神。中國的舊精神是崇尚情義的,社會的組織構造是倫理本位的。欲使中國社會有團結組織,欲使中國人民過團體生活,就必須發揮中國固有的情義精神,用禮俗維持推動,往前合作。禮有“謙”義“敬”義,人在團體生活中,“謙”以處己,“敬”以待人,互相感召,情義彌篤,則團結合作之路,在中國社會尚有一線可通可行的曙光。第二,欲促成地方自治,應注意政治與經濟的天然合一。要想地方自治成功,須賴經濟進步,經濟進步則人無法閉門生活,在經濟上必定發生連帶關系,由連帶關系而有連帶意識,連帶意識一發生,地方自治基礎即獲樹立。中國社會今后果欲進于團體組織,亦必須公私合一,始可成功。而公私合一的最有效最妥當的辦法是經濟上走“合作”的路,由經濟問題引入政治問題,政治與經濟合一,則地方自治當然可以完成。第三,中國將來無論地方或國家都要政教天然合一,無論是經濟合作,還是地方自治,都必須經過教育的工夫才有辦法。中國人缺乏組織能力、紀律習慣、科學知識,我們須作啟發訓練培養的工夫,這些工夫就是教育。如不經過教育工夫,則政治與經濟均無辦法。中國地方自治要想成功,必須從禮俗出發,進行組織。而禮俗的地方自治組織亦就是情誼的、倫理的與教學的地方自治組織——政治與經濟,統屬于教學的組織之中,而教學居于首位。這就是政治、經濟與教化三者合一的地方自治組織。第四,中國的地方自治,不是普通的地方自治,而是特別的地方自救。在中國,對農村破壞最大的是政治力量,所以鄉村無法再靠政權,只有鄉村自救。梁漱溟的鄉村建設運動,就是想從鄉村自救運動、社會文化運動入手,來慢慢建設一個新的國家。依照他的理論,地方自治健全了,新的社會組織也就建成了。  

    總之,梁漱溟所說新的社會組織就是:“中國如果有一個團體組織出現,那就是一個中西具體事實的融和,可以說以中國固有精神為主而吸收了西洋人的長處。為什么呢?因為照我們剛才所講的團體組織,其組織原理就是根據中國的倫理意思而來的。仿佛是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這五倫之外,又添了團體對分子、分子對團體一倫而已。這一個團體組織是一個倫理情誼的組織,而以人生向上為前進的目標。(這兩項很要緊,西洋人亦將轉變到這里來。)整個組織即是一個中國精神的團體組織,所以說是以中國固有精神為主而吸收了西洋人的長處。”  

    梁漱溟設計的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案靠誰來實現呢?他說:“中國問題之解決,其發動主動以至于完成,全在其社會中知識分子與鄉村居民,合并一起所構成之一力量。解決中國問題的動力,要在知識分子和鄉下人身上求,已是無疑,不必再說。要研究的是他們以如何方式構合成一力量。那自然就是我們鄉村運動這一條道了。”  

    梁漱溟帶著他整套的鄉村建設理論,全力在山東鄒平搞鄉村建設實驗,因此有人說鄒平的鄉村建設,是哲學的鄒平。  

三、梁漱溟的鄉村建設運動  

(一)梁漱溟的鄉村建設活動  

    梁漱溟的鄉村建設活動,是他的鄉村建設理論的具體實施。梁漱溟致力于鄉村運動的動機,據他說,在他剛十幾歲時就形成了,當時正當清朝末年,舉國上下,一方面是廣大的社會,一方面是清朝政府,都在搞立憲運動,在這潮流下,他希望國家成為憲政國家。清皇帝退位后,孫中山先生把總統位讓給袁世凱,而袁世凱不滿足于當總統而要做皇帝,而廣大民眾,主要是廣大的農民,則對袁世凱的帝制運動漠不關心。農民處于散漫自生自滅的狀態。梁漱溟和要求憲政反對袁世凱的人們有個覺悟,即憲政要以地方自治為基礎,從基層人手,要把散漫的自生自滅的不關心國事的農民組織起來,使他們覺悟起來。他就是本著這個目的下鄉的。  

    他的下鄉可以說有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李濟琛在廣東掌權,歡迎梁漱溟去廣東,梁漱溟到廣東準備開辦鄉治講習所,先準備十個小題目在青年中講習,并準備在廣東鄉下搞鄉治。但因蔣介石扣留了李濟琛而未辦成,梁漱溟于是從廣東回到北方。第二階段,梁漱溟的朋友在北方搞村治運動,在河南成立河南村治學院,同時在北京出版定期刊物《村治月刊》,他們歡迎梁漱溟參加這個工作,并主編《村治月刊》。此時,河南村治學院已籌備得差不多,梁漱溟任教務長,寫了《河南村治學院旨趣書》,并對學院內部進行了規劃,河南村治學院是培養村治人才的學校,重點是搞農村自衛,1929年開學,院址在輝縣泉家。河南村治學院院長是彭禹廷,副院長是梁仲華,梁漱溟、王怡柯被聘為院教務長,經費由河南省教育款產處供給。第三階段,韓復渠當山東省主席,他歡迎河南村治學院的一班人到山東搞鄉村建設,梁漱溟等1931年辦起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地址在鄒平。梁漱溟在廣東用“鄉治”,到河南沿用河南已有的“村治”,到山東則綜合了前二者的名稱叫“鄉村建設”,之所以選址鄒平,是因該縣靠近膠濟鐵路,離濟南又不遠,縣本身既不大也不小,鄉村建設易于進行。  

(二)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  

    鄉村建設研究院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叫鄉村建設研究部,由梁漱溟任研究部主任。該部招考大學畢業生或大專畢業生40名,二年畢業,共訓練了兩期。主要教材是<<中國民族自救之最后覺悟>>和《鄉村建設理論》。畢業后大部分分配到實驗縣任科長和輔導員等職務。第二部分是鄉村服務人員訓練部,負責訓練到鄉村服務的人才,這一部分的工作由山東人擔任,部主任是陳亞三(山東曹州人,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該部共辦訓練班四五期,每期一年結業,招考對象是初中畢業生或同等學歷者,主要課程有鄉村建設理論、農業知識、農村自衛、精神陶練、武術等科目。學員由每縣招考10—20名,全省分三批訓完,結業生各回原縣,擔任各縣鄉村建設的骨干工作。第三部分叫鄉村建設實驗區,在鄒平縣進行實驗。實驗區有縣長、縣政府,縣政府隸屬研究院之下,縣長由研究院提名,省政府任命。鄒平原來叫鄉村建設實驗區,1932年南京政府內政部召開第二次內政會議,議決縣政改革方案,令各省設立縣政建設研究院,并設實驗縣。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乃增設菏澤、濟寧為實驗縣,大致均以鄒平為模范,并且鄒平由鄉村建設實驗區改為縣政建設實驗縣。鄉建研究院1935年還成立一個鄉村建設師范,地址在研究部內,前任校長張淑知、繼任校長齊鴻照,其中梁漱溟曾任校長半年。后來又在菏澤成立分校。鄉村建設師范分鄉師和特師兩部,部設主任。特師招考初中畢業生共六班約300人,鄉師招考高小畢業生三班約150人,特師三年畢業,鄉師四年畢業。課程除鄉村建設理論、鄉村教育和精神陶練外,其他與普通師范課程相同。  

    鄉村建設研究院院務組織有:教務處、庶務處、圖書館、鄉村書店、招待所、農場、梁鄒美棉運銷合作社、莊倉合作社、衛生院、鑿井隊。其中農場和梁鄒美棉運銷合作社十分活躍,農場主任于魯溪(金陵大學農科畢業)。農場養有波支豬(波蘭與中國豬混交種)、荷蘭牛,有雞場、鴨場,另設美棉托里斯種子田。農場領導養蜂、養蠶。那時鄒平是全省蠶業縣之一。另外提倡領導植樹造林,成立林業公會十來處。梁鄒美棉運銷合作社將農場的托里斯棉推廣全縣,棉區農民通過合作社將棉花運往上海、青島。當時經上海檢驗所驗定,該縣棉花絲長、質軟,被評為全國優良棉種。  

(三)鄒平實驗縣  

    鄒平初任縣長梁秉誠、朱桂山,繼任王怡珂,其后是徐樹人。縣政府有15間大辦公室,實行合署辦公。縣長直轄一室五科:(1)秘書室; (2)一科,科長田慕周(研究部學生)掌握全縣民政工作;(3)二科,科長竇學巖(研究部學生),掌握全縣武裝,下設青年農民訓練所、直轄警衛隊,隊長范鏡吾(保定軍校畢業),有軍事教官數人。青年農民訓練所負責培訓各鄉鄉學的鄉隊長和鄉隊副,共計訓練40人,他們的課程有農村自衛、軍事訓練、農業知識和文化課。再有警察隊隊長謝紹周,負責維持地方治安;(4)三科,科長郝寶書,掌管全縣財政;(5)四科,科長錢子范(研究部學生),掌管全縣公路、水利事業、電話和度量衡工作;(6)五科,科長楊效春是從南京曉莊師范請來的,還有李守文、宋樂言,均是研究部學生,負責全縣教育工作。縣政府還設有戶籍室、承審室、公報處、民眾問事處、金融流通處、合作金庫、鄉村飯店、農民自新習藝所、國術館等。全縣行政區劃為14鄉。  

    鄒平縣的整個行政系統實行教育機關化,以教育力量代替行政力量,實驗計劃即是集中力量推進于社會。縣以下設鄉學,幾個村或十個村有一鄉學,鄉學就是“政教合一”的機構,鄉學下設村學,設置鄉學村學的目的是培養新政治習慣,訓練鄉下人對團體生活及公共事務的注意力與活動力。他們取消鄉鎮公所的自治組織,而變為鄉學村學,并不是不要自治組織,而是要培養訓練鄉村自治組織的能力。梁漱溟說:“我們鄉學村學的組織,如能發生作用,鄉村真正活起來,則對于中國地方自治問題的解決,不啻發明了一把鎖鑰,找著了它的訣竅,豈不是一件很偉大的事業嗎!……我們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在鄒平作鄉村建設實驗,什么時候才算成功呢?直截了當地說,就是鄉學村學真正發生組織作用,鄉村多數人的注意力與活動力均行啟發,新政治習慣培養成功而完成縣自治,研究院實驗縣的大功就算告成。  

    他特別強調,鄉學村學在培養新政治習慣時,應符合中國的舊倫理精神。中國倫理是從情誼出發,以對方為重,人與人間的關系可以做到連鎖密切融合無間的地步。中國從前有五倫之說,現在再添一倫,就是團體對個人,個人對團體,彼此互相尊重,互有義務。梁漱溟通過編定的“村學鄉學須知”指明,大家各有應盡的義務,它近乎一種道德上的勉勵,因為中國義務觀念的實質是禮,中國人只能走倫理情誼的路。今日鄉村組織必須是一教學組織,最根本的是要提振鄉下入學好振作向上的志氣,即“求進步”必須放在“向上學好”的心理之下去做。梁漱溟廢掉鄉鎮公所而成立鄉學村學,用意即在此處。  

    鄉學上受縣政府的領導,旁有輔導員協助監督,既是行政機關,又是教育機構。全鄉組織董事會,推出鄉中德高望重、有文化、年齡較高的人當學長,學長由縣政府下聘書,實際大都是地方鄉紳學者名流擔任。學長居于眾人之上,監督調和眾人。為了保持學長的尊嚴而處于超然的地位,鄉里的行政事務由鄉理事處理,學長對理事起監督作用。鄉學里還有教導主任一人,負責管理教育工作。再有研究院直接派來的輔導員一人(大都是研究部的學生),  

    負責指導協助鄉理事和教導主任,在各項工作中貫徹鄉村建設理論思想。鄉學里設以下組織:鄉隊部、戶籍室、衛生室。各村的村學組織與鄉學差不多。鄉學村學里的成員,包括全鄉全村的農民,稱之為學眾。鄉學教育的指導思想和教學方法,大都是從曉莊師范學來的,除一般教材外還設有鄉土教材。   梁漱溟在鄉村建設運動中做了些什么?他自己說,當時有二句話八個字,即“團體組織,科學技術”。把各自謀生的農民組織起來,叫“團體組織”。團體組織主要是組織合作社,當時主要是組織生產合作社,如前述梁鄒美棉運銷合作社,從改良棉種人手。科學技術即是改良棉種等。還組織了一個金融流通處,是銀行性質的,可以存款、貸款,貸款是有條件的,不貸給個人,只貸給組織起來的合作社,獎勵組織起來的農民生產合作社。梁漱溟等在鄒平提出“大家齊心向上,學好求進步”的口號,就是“團體組織、科學技術”這個八字精神的具體體現。“大家齊心向上”是團體組織,“向上”包括道德禮俗,“求進步”包括生產技術和禮俗道德。鄉村有些鄙風陋俗,如求神、拜佛等,還有更壞的是毒品流行,再有就是女孩纏足、男孩早婚,這些都是嚴重的問題,鄉學村學教育要糾正這些陋習。  

    梁漱溟提出的“大家齊心向上,學好求進步”的口號,簡明通俗地表述了他以哲學思想為基礎構想出的新的社會組織的特點,其內涵就是整個組織以中國固有的精神為主,吸收西洋人的長處,即大眾化了的“團體組織、科學技術”。  

(四)鄒平鄉村建設的結果  

    梁漱溟在鄒平推行的鄉村建設的結果如何呢?他于1935年10月25日在研究院講演中談到了這個問題。他說,在鄉村建設中有兩大難處,頭一點是高談社會改造而依附政府,第二點是號稱鄉村運動而鄉村不動。他自己就說,高談社會改造而依附政府,這是一個矛盾。說是要社會大改造,那就不應當接近政權,現在既作社會改造運動,則明明是你看它(現政權)改造不了,它既改造不了,你就應當否認它,你就應當奪取政權來完成社會改造,你既不否認它,而順隨地在它底下活動,那么,你本身就失掉了革命性,又怎么能完成社會改造?你不但在它底下活動,而且依附于它,這怎么能完成社會改造呢?政府最代表那個惰性、不進步性;而大凡新的潮流、新的運動、新的創造,都是從社會發生的。像長江一帶搞的“政教合一”,一面借行政上強制的力量辦教育,尤其是辦民眾教育;一面拿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夫,來推行政府所要推行的各項新政,鄉村工作變成地方下級行政,那還有什么社會改造可談? “號稱鄉村運動而鄉村不動”的表現是,在無錫、定縣召開的鄉村工作討論會上,鄉村農民的代表差不多沒有,最多的還是教育界的人,政府的人也很不少,而鄉村來的農民代表真是鳳毛麟角,由此可見鄉村之不動。仿佛鄉村工作討論會和鄉村沒大關系,鄉下人漠不關心。  

    本來最理想的鄉村運動,是鄉下人動,我們幫他吶喊。退一步說,也應當是他想動,而我們領著他動。現在完全不是這樣。現在是我們動,他們不動;他們不惟不動,甚至因為我們動,反來和他們鬧得很不合適,幾乎讓我們作不下去。此足見我們未能代表鄉村的要求!我們自以為我們的工作對鄉村有好處,然而鄉村并不歡迎;至少是彼此兩回事,沒有打成一片。即如我們鄒平,假定提出這么一個問題,來征求鄉下人的意見——鄉村建設研究院要搬家了,你們愿意不愿意?投票的結果如何,我亦不敢擔保。自然也有一些人覺得研究院多少還沒有劣跡,仿佛在這里也還不錯,縣長也很不壞,不走也好。頂多如此。或者他簡直不表示,仿佛無成見,走也不留,不走也可以。真正的老鄉,恐怕就是這個態度的。這個就足見你運動你的,與他無關,他并沒動。此種現象可以反證出我們是未能與鄉村打成一片;讓他知道我們是為他,而造成一種不可分離的形勢。……我們鄉村運動天然要以農民作基礎力量,而向前開展;如果我們動而鄉村不動,那有什么前途呢?不能代表鄉村的要求,不能發動鄉村的力量,那怎么能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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