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與教育

當前閱讀:       發布時間:2011-05-24

劉慶亮

 

191710月,只是中學畢業的梁漱溟被蔡元培先生聘請到北京大學任教。七年后,在學術界已經聲名鵲起的梁漱溟,卻辭掉了令人羨慕的教職,放棄了優裕舒適的城市生活,來到山東菏澤創辦曹州高中(山東省立第六中學),從此開始了扎根農村十幾年的艱苦探索。梁漱溟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對當時的教育非常不滿,他認為既違反了教育的道理,也違反了人生的道理,看著這種情形實在太痛苦,所以想按照自己的新見解全盤改造中國的教育制度。

 

不合教育道理的西式教育

 

梁漱溟認為,東西方教育存在根本的差異,中國人傳統的教育側重“情意”教育,例如孝悌之教;而西方人側重“知識”教育,例如自然科學之教。東西方教育各有得失,應該相互借鑒。但是,近代以來,中國備受列強欺凌。為了民族自救,中國人開始向西方學習,教育模式也全部西方化。對此,梁漱溟尖銳地批評說:“學校制度自從歐美流人中國社會以來,始終未見到何等的成功,倒貽給社會許多的病痛”,“現在學校教育,是使聰明的人變成愚鈍,使有能力的人變為無能力的廢物”。在二三十年代的眾多演講和文章之中,梁漱溟反復抨擊西式現代教育的種種弊端:

——片面化的教育。1924年梁漱溟在曹州高中《辦學意見述略》中說:“現在的學校只是講習一點知識技能而已,并沒有顧到一個人的全生活”,“教育應當是著眼一個人的全生活而領著他去走人生大路,于身體的活潑、心理的活潑兩點,實為根本重要;至于知識的講習原自重要,然固后于此”。

——灌輸化的教育。梁漱溟認為,即使是知識的教育,學校的教學方式也問題很大:“每堂課總是一面講一面聽,我覺得教師和同學,都會感覺得太苦。尤其是對于學生方面,太使他們居于被動的地位了”。

——制裁化的教育。梁漱溟對當時一切都“照章辦理”的“太法律制裁化”的學校管理,也深感不安。認為國家用法律制裁人,那是不得已而為之,但同時還要強調用教育的手段來彌補法律的不足。如果辦教育不講教育,而過于講制裁,那盡可不辦教育。

——貴族化的教育。梁漱溟批評教育的“去平民化”:“差不多現在學校一切的事情,都是要學生不要操心,而由別人替他們預備好……以為像這樣有別人替他把什么事情都預備妥帖,他就可以專心讀書;但是所得的結果卻完全不然,不僅是他的書讀不好,學問不能求得,并且還要把他變成一個不能做事的廢物。”

——商業化的教育。梁漱溟認為,貧富不均造成了社會的不平等,而這些不平等莫過于受教育機會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是太殘酷了,“本來現社會的‘商業化的人生’就不合理,而用之于教育尤為不當。”他對那些因“生計之艱窘與求學費用之特高”而失學的“悲慘遭遇的青年”,“時時感著內心的苦痛”!

——城市化的教育。梁漱溟痛心地體會到,現代教育在課程設置方面過于城市化,導致學生“鄉村農家應具有知識能力,又一毫無有,代以學校里半生不熟絕不相干的英文、理化等學科知識;鄉間的勞作一切不能作”,“因此,在農業道路上沒處養活他”。更為嚴重的是,“有知識的人均奔向城市,鄉村乃愈加錮蔽愚昧;亦愈加沒人理會,沒人注意”,導致農村陷入“愈愚,愈弱,愈貧;愈貧,愈弱,愈愚”的惡性循環。

 

對學校教育的改造試驗

 

梁漱溟對學校教育的改造試驗,從他的兩段中學辦學經歷開始。1924年,他到山東創辦曹州高中,作為籌辦曲阜大學的基礎。1928年,他又擔任廣東省立一中的校長,作為“村治”事業的開端。但由于政局的變化,這兩次辦學的時間都不長。盡管如此,他還是進行了一些積極的教育改造實驗。

——突出人生道路的指導。他明確曹州高中辦學的兩個側重點,“一面是自己走路,一面引著新進朋友走路”。他認為,學校的實質就是“一伙人彼此扶持走路的團體”,辦學的宗旨就是“聚攏一班朋友同處共學”。在以后的辦學過程中,他一直堅持“朝會”活動,與學生“共相策勵”,一起讀書,一起講學問,一起生活。

——重視實踐能力的培養。在曹州,梁漱溟強調“我們的衣食住和其他消費生活都要簡單樸質。尤其是校役應用得少,一切零碎事都要學生自己做。”在廣東,他主張廢除和盡量減少校內的雜役、職員、貿易部、西餐部以及洗衣部,“把許多公共的事情,教給學生去照料”,“使學生來做他們自己的事情”。

——強調學生自主管理。在廣東一中,梁漱溟決定“廢除現在把學生看做被治者而教職員是治者的辦法”,他認為學校管理“必須先生領導之義、學生自治之義兼有”,“在道德上說起來,就仿佛是自律的意思,而不是他律”。他借鑒陶行知曉莊學校的做法,讓學校制定出每周的公共生活秩序表,讓學生制定出每天的工作表,再由教職員和學生組織考核督促。

——倡導學生自主學習。梁漱溟大力倡導教師要改變教學方法。他說:“我以為有好多的功課,若使有學生自己去看書,一定要比上堂由先生講課本,比較要方便,也要多得些益處。尤其高中的課程,大家只要在教師指導之下,由學生自己去找參考書,比較要好些。”

 

對社會教育的探索實驗

 

1928年梁漱溟在河南進行過短期的村治實驗,1931年又來到山東的鄒平,進行了長達七年的鄉村建設運動,后來實驗區逐步擴大到全省十幾個縣,在海內外產生了深遠影響。

——鄉村建設的目的是探索一條民族自救之路。梁漱溟說,中國是一個農業社會,中國的建設問題歸根到底是“鄉村建設”問題。只有鄉村問題徹底解決了,中國社會才會有出路。但是,在內憂外患的夾攻下,中國農村已“破壞得體無完膚,不堪收拾,非從頭建設起不可!這一個從頭建設的工作全是教育工作。我們一點一滴的教育,就是一點一滴的建設;一點一滴的建設,無非是一點一滴的教育”,“教育即鄉村建設”。梁漱溟試圖通過一種“廣義的教育工程”,最終達到改造鄉村,進而改造整個社會的目的。

——鄉村建設的主旨是“團體組織,科學技術”。梁漱溟接受了梁啟超的“新民”思想,認為現代化的前提,是人的現代化。鄉村建設的目標,就是培養新型農民。“此刻的中國,已不能用學校式的教育,而應以社會式的教育為主體”。社會教育的主要對象不是兒童,而是成人。而農民有兩大缺陷,一是散漫,二是愚昧。因此,他強調“團體組織,科學技術”,意思是要把散漫的、各顧自家的農民組織起來搞生產,在生產中學習和運用科學技術。

——鄉村建設的推進組織是鄉農學校、村學、鄉學和合作社。梁漱溟說,“鄒平的鄉村教育,從前以鄉農學校作推進的機關;現在我們下層鄉村組織,為村學、鄉學”。鄉建時期,鄒平縣在鄉設鄉學,在村設村學。村學、鄉學既是學校,又是行政自治組織,目的是“以教統政,政教合一”,把全體民眾都納入教育體系里,進行職業教育、自衛訓練等,引發“大家齊心向上,學好求進步”。“沒有哪一個民族的現代化是脫離本民族精神陶養的”,因此他從中國“倫理本位,職業分途”的國情出發,借鑒北宋“呂氏鄉約”中“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的傳統,在村學、鄉學中分別推舉德高望重的長者擔任學長,實施道德教化,重訂鄉約禮俗、改進民風民俗,去除早婚、纏足、吸毒、賭博、吵架斗毆等不良風俗。1934年全縣已有村學308 處,鄉學14處。為解決失學兒童的入學問題,他還試行“共學處”,學習陶行知的“小先生制”、晏陽初的“導生制”,推行了“導友制”。至1935年,全縣設立共學處446個,入學兒童達5468人。

為了借助團體組織促進農業改良,培養集體精神,克服農民的分散經營,鄒平實驗縣成立了各種合作社,規定民眾只有加入合作社,才能得到實驗農場引進的農畜良種,以及金融流通處等金融組織的貸款。據統計,1932年至1936 5年間,鄒平建立了棉花運銷、蠶業、林業、信用、莊倉、購買等六大類、307個合作社,社員近萬戶,農民收入大有提高

  ——鄉村建設是知識分子與農民結合的教育。梁漱溟指出,“鄉村建設頂要緊的第一點便是農民自覺”。但是,“僅有農民的自覺還不夠,還須有代表‘理性’的知識分子與其結合,成為眾人之師”。知識分子可以利用自身優勢,為農村“增耳目”、“添喉舌”。在他的感召下,先后100多名高級知識分子,不惜放棄大城市的舒適生活來到鄒平,投身艱苦的鄉村建設工作。所以,梁漱溟把鄉村建設稱為“知識分子下鄉運動”。此外,鄉村建設運動還前后培養了三千多學生,成為鄉建工作的骨干。

 

由于主觀上的局限、政局的動蕩,以及抗日戰爭的爆發,梁漱溟的社會改造試驗最終均以失敗而告終。但是,他的理論主張和探索實踐,依然對我們當前的學校教育、社會教育、成人教育、終

全运会乒乓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