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在山東的鄉村建設運動

當前閱讀:       發布時間:2015-03-13

 

【編者按】梁漱溟上世紀30年代的山東鄉村建設運動,主張立足于中國傳統文化和特殊國情,吸收西方文化的長處,從農村入手,以知識分子和農民為主力,以教育和合作為手段,救活舊農村,創造新文化,開創一條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盡管由于主客觀方面的原因,鄉村建設之路并未走通,但仍對我們當前的新農村建設、弘揚傳統文化、實現知識分子的社會使命等方面具有很重要的借鑒意義。

 

梁漱溟在山東的鄉村建設運動

 

劉慶亮

 

從傳統到現代的社會轉型,是世界發展的大趨勢。但是,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復雜形勢,中國的社會轉型走得異常艱難。在鴉片戰爭后的一百多年,中國似乎又進入了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各種社會改造、民族自救的方案和實驗層出不窮。

在“向西方學習”和“以俄為師”的時代大潮面前,1927年梁漱溟公開宣稱:中國既不能走西方的資本主義道路,也不能走蘇聯的社會主義道路,中國唯一走得通的道路是他的鄉村建設之路!

梁漱溟認為,辛亥革命的失敗,共產黨國民大革命的挫折,其根本原因是照搬外國的經驗和模式,拋開了自家的根本精神。而他的鄉村建設運動,則是立足于中國“倫理本位,職業分立”的特殊社會,以傳統文化為根本,吸收西方文化的長處,重新構建社會秩序,要替中國開出的一條新的發展道路。

更難能可貴的是,梁漱溟不尚空談,注重實干,他在山東鄒平進行了為期七年多的鄉村建設運動。

 

為山東創建鄉村工作的三大中心

 

1931年來山東之前,梁漱溟曾先后在廣東和河南搞過“鄉治”和“村治”,因為政變和戰爭這些實驗都歸于失敗,但他的鄉村建設理論卻日趨成熟。由于鄉村建設工作有利于地方發展,也是對外標榜的政績,所以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對梁漱溟給予了大力支持。

梁漱溟之所以最終把“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以下簡稱“研究院”)安置在魯中地區的鄒平。是因為鄒平離濟南不遠也不太近,不太富裕也不甚貧瘠,人口只有16萬多,是個典型的農業小縣,比較符合實驗要求。616日,在縣城東關門外的一個不大的院落,研究院正式開學,鄉村建設運動由此正式拉開序幕。在他的實驗方案中,是要把研究院辦成山東鄉村工作的三大中心:

一是山東鄉村建設理論的研究中心:研究院下設研究部,任務是“廣泛研究鄉村問題,為學術界開風氣”,招生對象是大學畢業生,學制兩年,每屆2030名,先后共招生三屆,共培養山東籍學生66名,外省附學生10名。這些學生畢業后大都留在了研究院或各實驗縣,成為鄉建工作的中堅力量。

二是山東鄉村干部的培訓中心:研究院下設鄉村服務人員訓練部,招生對象是中等學歷的2035歲的青年,學制一年,每屆學生300名左右,學生畢業后直接下鄉從事鄉村實驗。當時,山東有107個縣。研究院的目標是為每個縣培養10名以上學生,以便有足夠的人力推動實驗工作。研究院劃片招生,前后共招生四屆,培養學生共1400多名。此外,研究院還通過各種短期培訓班培養學生近2000名。這“四千弟子”成為鄉建工作的骨干力量。

三是山東鄉村建設的指揮中心:研究院進行鄉村建設的實驗區,先是1931年選定的鄒平,1933年增加了菏澤,1934年增加了濟寧,1935年濟寧所屬的魯西14個縣全部劃入實驗區范圍。各實驗縣的縣長由研究院提名選派,然后再呈請省政府任命。根據193212月國民政府公布的縣政改革方案,各實驗縣可以截留地方稅收的50%作為試驗費用。這樣,研究院就具備了相當大的人事任免權和財政權,有“山東第二省政府”之稱。

 

把社會辦成一所大學校

 

梁漱溟把鄉村建設運動稱為“知識分子下鄉運動”。那么,這些知識分子來到陌生的農村,如何開展建設鄉村的工作呢?按照他的設計,就是要發揮知識分子有知識、有眼光、有技術的優勢,對農村進行廣泛的教育,促進農民自覺,提高農民素質。

與眾不同的是,梁漱溟所說的教育,不是普通意義上的學校教育,而是“政教合一、以教統政”的社會化教育。19337月,鄒平的“縣政改革”把基層的行政機關全部撤掉,村公所撤了設村學,鄉公所、鎮公所撤了設鄉學。鄉學和村學既是鄉村行政機關,又是鄉村教育機關。其實質是“行政機關學校機關化”,借以避免行政的暴力和法律的冷酷,而改用傳統的禮俗和教育等柔性手段。最后,鄒平原來的7個區、345個村,改建為14個鄉和316個村(過小的村與大村合并)。至1937年,共建鄉學14處,村學271處,總計285處。

村學人員分為四部分,學眾即全村的男女老幼,分別設有成人部、婦女部、兒童部和高級部;學董負責具體村務,學長是公推的德高望重的鄉村領袖,教員是研究院下派的“先生”。鄉學的結構與村學相似,是高一級的社會組織。

村學和鄉學有兩大鮮明的特點:一是社會學校化:整個一村儼然象一個學校,整個鄉也象是一個更大的學校,其實質是“教學做合一”的大眾教育和社會教育。研究院因地制宜地編寫了一系列鄉土教材,除讀書認字外,重點是進行農業科技、傳統道德、文明習慣的培養。二是立足儒家傳統:作為新的社會組織,村學和鄉學是鄉建工作的核心,也是梁漱溟構建的未來理想社會的基礎。他號召“大家齊心向上,學好求進步”,這是對北宋“呂氏鄉約”的補充改造。一方面,立足于中國“人生向上,倫理情誼”的固有傳統精神,積極倡導敬長、尊師、尚賢、恤貧、睦鄰、揚善、抑惡等傳統道德;同時,禁止各種陳規陋俗,如纏足、早婚、吸毒、賭搏、斗毆、不潔等。另一方面,通過教員設計并推進鄉村建設,增加了科技推廣、提倡合作、流通金融、公共衛生等新的時代內容。

 

把民眾引向經濟合作

 

鄉村建設的指導思想是“團體組織,科學技術”。梁漱溟認為,這兩點是西方人的長處,也恰是中國人的短處。抓住這個關鍵,不僅可以培養民眾的紀律習慣和自治習慣,還能提高經濟收入,最終實現“以農業引發工業”的目標。

研究院建立了實驗農場,專門負責農業科技的研究和推廣。農場先后舉辦了兩屆農品展覽會,向農民宣傳科技知識。當時,從各種先進的外國家畜、農作物品種,到各種新式工具、農藥、化肥等,可以說,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農業科技,在鄒平幾乎都能見得到。

如何讓民眾掌握這些農業科技呢?他們在各村學、鄉學中擇優選拔“表征農家”,與普通農家進行對比實驗。此后,實驗農場負責為踴躍參加改良的農戶提供良種、技術指導,如果沒有資金,金融流通處提供貸款。最后,產品統一回收外銷。但是,有一個前提,即一家一戶來申請這些幫助不行,必須是幾十戶、至少是十幾戶農民組成一個合作社才行,目的是改變農民傳統的個體生產方式,這與當下盛行的農業合作社有驚人的相似之處,而他們早在八十年前就已經把“產供銷”做得很市場化了。

當時,鄒平實驗縣做得最好的合作社是梁鄒美棉運銷合作社。時任實驗農場技術員的李元貞回憶說:“美棉產量每大畝收籽棉300400斤,其他棉種每大畝則不足120斤。那時,十斤棉花的收入就頂一斗糧食(重60斤),一大畝棉花,畝產400斤,可頂糧食2400斤。而種糧食,產量只有200來斤。”19321935年短短三年,棉花合作社數量增長7倍,社員增長12倍,棉田增長32倍。目前,全球最大的棉紡基地魏橋創業集團崛起于鄒平,這與當年的美棉推廣不無關系。

1936年底,按照“因地制宜、分區推廣”的原則,鄒平建立了棉花、林業、蠶業、信用、莊倉、購買等六大類,社數總計307所,社員總數8828戶。

此外,研究院還在行政改革、公共衛生、移風易俗、民兵自衛、學校教育等領域做了相當多的實驗工作。一時間,鄒平上下,氣象一新,來參觀訪問的國內外社會名流和團體絡繹不絕,鄒平成為當時全國知名度最高的縣級單位。

但是,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絕不僅僅是著眼于鄒平或者山東,而是放眼全國。研究院通過《鄉村建設》、《鄒平實驗縣公報》以及鄒平鄉村書店進行廣泛的宣傳動員;在山東鄒平、河北定縣、江蘇無錫先后召開三次全國鄉村工作會議,成立“中國鄉村建設學會”;同時,積極擴大山東鄉村建設實驗區。1935年山東省政府制定了一份具有“國防意義”的三年計劃,把全省107個縣劃為10個行政專區,推廣鄒平和荷澤的鄉村自衛模式。到1937年,實驗區已經推廣到全省的74個縣。但是,歷史留給梁漱溟的時間卻不多了!

19371013日,日軍打到了山東的黃河北岸。1124日清晨,敵機轟炸了鄒平縣城。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在炮火中化為灰燼。

 

把問題留給后人思考

 

誠然,如果沒有日本侵華,鄉村建設可能會持續更長時間,取得更多成效。但是,梁漱溟對帝國主義和軍閥問題缺乏正確認識,依靠軍閥進行改良;他對中國社會特征的判斷有些脫離現實;鄉村建設的很多實踐也違背規律。這些局限,則注定了其失敗的宿命。

盡管梁漱溟的鄉村建設道路走不通,但30多年來,其社會價值和現實意義正越來越多地被重視,目前已經成為持續的學術熱點和廣泛的社會話題。其中,有三個方面被關注最多:第一,梁漱溟批評了近代歷次社會改造運動對農村的忽視,主張以農立國,重視農村建設,強調農民教育,倡導農民自覺,突出農業的基礎地位。這對當前解決“三農問題”仍有重要的借鑒意義。第二,梁漱溟既反對全盤西化,又不同意死守國粹,而是主張立足于中國固有文化,吸收外來文化的長處,并避免西方現代化的種種弊端,完成傳統文化的現代化轉型。這對我們如何弘揚傳統文化,發揮其在現代化建設的應有作用,仍然有很深刻的啟發。第三,鄉村建設時期,有幾百個知識分子追隨著梁漱溟,毅然拋棄城市的優厚待遇和舒適的生活環境,拒絕紙上談兵,脫下西裝,深入民間。他們不是為著個人的金錢和地位,而是為著救國和建國的社會責任。當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正需要這樣的精神和行動,如志愿者活動、科技下鄉、文化下鄉、大學生村官、農村支教等等!

也許,梁漱溟鄉村建設最大的價值,不在于他具體解決了什么問題,而在于他提出了我們在社會轉型和國家建設上的基本問題:中國如何實現現代化,是西方化,還是東方化?是依法治國,還是以禮治國?是以農立國,還是以工立國?是農業引發工業,還是工業反哺農業?是以城市為本,還是以鄉村為本?在現代化過程中應該如何對待傳統文化?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和使命應該如何實現?

歷史如滾滾江河,奔流向前,永不回頭。但是,梁漱溟當年思考過的問題,我們今天依然面對。他生活的年代并不遙遠,卻需要我們去重新發現。

(原稿發表于山東省委主辦的2014年第9期《支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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